9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企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大幕即将开启。作为国企改革探索较早的深圳，从早年制定国企负责人廉洁从业制度，到最近推出巡察工作覆盖国企，国企反腐的拼图在不断完善。面对即将到来的“混改”，深圳市纪委又将做何应对？“纪律君”对近年来的国企反腐“大招”进行了梳理。
（图片来源：南方网）
廉洁从业规定压缩寻租空间
近年来，深圳国资国企系统来构筑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线，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资产，强化了制度在配置权力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2年，市纪委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深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实施办法》和《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指引》，作为深圳市国资国企系统反腐倡廉制度的“基本法”，为各项反腐倡廉制度的创立提供根本保障。除此之外，市纪委、市国资委还针对企业投资、产权管理、重大工程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先后出台制度文件，重点加强对企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为规范权力公开运行，市国资委还在资源性资产租赁管理工作中实行公开招租，在中介机构选聘工作中实行公开抽签，在招标采购工作中实行进场交易。
这些制度性规定，有效压缩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减少了腐败滋生的土壤。2012年至今，深圳市国资委纪委受理信访举报案件数、立案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企业违纪违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牛栏关猫”留下制度空子
市国资委纪委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深圳国资国企系统按照“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加固了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线，但一些制度在内容质量和执行上仍存在明显的问题和瑕疵。
一个典型的情况是，部分制度形式化、缺乏操作性，有些制度“看上去很美”，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落实。比如，部分企业物资采购较多、资金往来较大，虽然制定了采购制度，但制度内容只是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细化，属于“牛栏关猫”，制度很难发挥作用。
调研还发现，部分制度存在滞后的现象，有的企业制定的试行制度，“试行”了近十年，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有的制度制定的背景早已发生变化，相关上位法也已修改，企业的制度却没有进行及时修订，目前还在执行。
在制度执行这一根本层面，随着企业层级的增多、监管链条的增长，执行效果也呈现了递减的趋势，甚至个别企业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执行、选择绕行，随意变通、故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
紧盯投资、产权变动和考核分配三大领域
谈及深圳下一步在“救企抗腐”方面的思路和举措，市国资委纪委表示，将抓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权力分解和权力制衡为手段，同步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制度、预防制度、监督制度和惩处制度建设，延长制度链条，形成教育、预防、监督、惩处的回路，最终形成制度闭环系统。
下一步，市国资委纪委将结合国资国企发展经营特点，紧紧盯住企业投资、国有产权变动和考核分配三个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做到围绕廉洁从业抓教育、围绕权力运行抓预防、围绕中心抓监督、围绕治本抓惩处。此外，将对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关注制度的组织领导情况，作为企业领导人员任免的重要参考依据，对执行制度不力的要坚决追究责任。
延伸阅读
深圳上半年连查3国企高管
深圳国企运作市场化程度高，近年来并未发生重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不过，随着今年“混改”大幕拉开，国企反腐也成为热点。据深圳明镜网统计，今年上半年已有3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这包括深圳巴士集团原副总经理黄志强，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梁猛，以及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永明。
媒体梳理深圳国企“易腐”环节
深圳国企哪些环节“高危”？《南方都市报》日前对此进行了梳理，报道指出“易腐”风险较多地集中在两个环节：一是那些只有原则上的规定缺乏操作细则的制度，比如承包、采购制度，给暗箱操作留下空间；二是个别制度已滞后，或“被滞后地执行”。
项目承包“窝案”启示：腐败源头多 预防难度大
部分国企呈现出“塌方式”的腐败特征。2014年3月，农科集团总经理、董事长李京生，农科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胡爱华涉嫌受贿被福田区检察院带走调查。不到1个月后，农科房地产公司工程高级顾问、天御香山项目部经理、总指挥魏国浩主动到福田区检察院投案。
资源富集领域的“难言之隐”：腐败不仅仅是内部的事
罗湖汽车站站长吴某，以涉嫌单位行贿罪被检方刑事拘留，这也显示出国企反腐的复杂性。罗湖汽车站隶属于深圳市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同样是改制而来的国企。与其他国企人员涉贪腐不同，吴某被查并非其本身有贪腐行为，而是其代表车站，向管辖车站的民警进行行贿，从而被查处。
这宗案件的发生，显示出国企或许仅是腐败生态中的一个环节。破除国企腐败，并非仅仅只需要从国企内部开始，还牵涉到外部大环境的整治净化。
考核分配机制的灰色地带：车补执行11年前的标准
近年来广受诟病的还有国企的福利待遇。去年10月，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有基层员工在网上发帖，曝光该中心车补方案已经远远超出当年7月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
由于国家当时并未出台专门的针对国企的车补规定，深圳多家国企都依照2003年的一个地方规定出台车补政策，该规定中对企业一把手的车补限定在7000元。也就是说国企高额的车补并不违规。深圳亦有多家国企实际上执行了7000元车补的旧规。虽然不算违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深圳国企的隐性而放纵的福利，国企的考核分配机制受到舆论质疑。
